杨乐：在红旗下成长

2019-08-19 12:08:53 来源： 新华网

　　8月16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论坛第一场在新华网媒体创意工场MR智能演播室举行。图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乐在讲述他与数学研究的故事。新华网 焦鹏 摄

    新华网北京8月19日电 基础科研是所有科学研究的总源头，而数学又是基础中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的忘我钻研到如今国家对基础科研的重视和加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乐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论坛第一场论坛现场回忆了自己在唐山大地震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从抗震棚回到住宅楼努力研究的故事。他勉励大家，研究工作需要长期钻研与专注，不断思考与揣摩，最终才能有所突破和创新。

　　以下是文字实录。

　　杨乐：1949年10月，当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才将近10周岁，正开始上小学六年级。所以，我以后上中学、大学、读研究生，以及走上研究工作的征途，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了半个多世纪，都是依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期培养和教导，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四十年的飞速发展，给我们大家都提供了发挥才智的机遇。

　　记得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我的家乡江苏南通，从各小学挑选了一些学习成绩优良，表现较好的同学参加少年儿童队，那时候简称少儿队，就是后来的少年先锋队。我所在的南通师范第一附属小学是积极参与者和主力，我们举行宣誓仪式的那天，我和校内几十名同学怀着纯真和兴奋的心情，和其他小学里选出的同学，聚集在南通规模宏大、设施先进的更俗剧场，举行集体的入队仪式，我们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少先队员。

　　1950年，当我在当地和周围地区影响很大的江苏省南通中学就读时，国家正开始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工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各个专业的人才，特别是很多重点建设项目需要许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样，逐步使自己将当前学习与国家的需求联系起来，明确了学习的目的性，学习也有了动力，自觉性显著增强。在中学六年的学习里，我在课堂上很专心听讲，很好地掌握了老师讲授的内容，课间常常十分钟，有的时候一刻钟，就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一些练习题。此外，我还有比较多的时间看了比较多的课外参考书籍，另外做了许多习题，逐渐形成了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也就是在那个阶段里，我自己暗自下定决心，准备终生从事数学研究工作。

　　令人难忘的是1956年春天，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即便当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在中学里也有十分强烈的反应，使我和广大同学学习更加刻苦和努力。这年的夏天，我们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同学们纷纷考入清华、北大以及沪、宁、杭、西安等地著名学校学习，许多人响应国家号召，进入了航空、造船等国防专业，我则考进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

　　从1956到1962年，我们在北大数力系本科学习了六年。同学们在中学阶段对数学都十分爱好，成绩突出，所以我们在大学里的同学，进大学后更加努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当我和同学们临近毕业的时候，国家恢复了研究生的制度与考试，我和同学张广厚一起考进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为熊庆来先生的研究生。熊老是我国非常著名的前辈数学家，他培育了很多高水平的数、理学者。他自谦为“老马识途”，在他指导下我们报告了两本经典论著，迅速走向了科学研究前沿。在研究生阶段，我发表了五篇论文，四篇用法文撰写，发表在《中国科学》；另外一篇发表在《数学学报》，其中解决了复分析权威学者W. K. Hayman 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些文章，直到几十年后还有重要的引用。

　　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期间，虽然当时新中国刚建立，百废待兴，又面临着国内外严峻、复杂的形势，然而国家对教育和培养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我和其他同学成长的过程就说明了这一点。

　　研究工作需要长期钻研与十分专注，不断思考、反复揣摩，克服种种困难和挫折，最终才有可能有所突破和创新。七十年代中期，我和张广厚就是在极其艰难、困苦和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工作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1976年，唐山发生特大地震，严重波及到北京和天津地区，那时候要求所有的居民从住宅楼里撤离，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夜间都要住在抗震棚里。然而我那时候正处在研究工作中间，完全投身并且专注于自己所钻研的课题，并没有意识到地震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晚上还觉得楼内夜深无人，十分安静，工作效率特别高，可以努力从事研究，所以我每天晚上都是待在楼里，没有住过一天抗震棚。这当然不足以效法，但可说明从事基础研究需要这种专注的精神。

　　我们后来做的这些研究工作获得了国际上同行的高度赞誉，如美国、西欧、苏联的一些权威学者，比如R. Nevanlinna, L. Ahlfors, W. K. Hayman, W. H. J. Fuchs, A. A. Goldberg等学者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1976年，当时美国委派了一个纯粹与应用数学代表团到我国进行深入交流，也对我们的研究工作高度赞扬。苏联大百科全书复分析卷里引用了我们9篇论文，对几项成果都详细加以论述。这说明中国学者完全具有创新精神，可以在研究工作上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78年举行了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快到年底时又举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成了我们的基本国策，围绕经济工作的现代化建设成为重心，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得到了调动。我们被邀请到欧洲、美国、日本等地访问，作学术演讲，互相交流，而且对国外科研和培养人才体制中的长处，比如，国外以学术为中心，重视学术交流，和不同领域的人进行切磋，人才流动和防止近亲繁殖，有了较具体和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王元和我在八十年代中期提出将数学所办成开放所的建议，这个建议获得当时周光召副院长的大力支持。我们邀请了全国许多大学的数学骨干到数学所访问，对提升我国数学水平起了有益作用。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国家选派了大批访问学者到美国、西欧、日本等国进修，他们刻苦努力，回国后成为科研战线上的骨干。七七年开始恢复高考的学生，认真学习，许多毕业后在国内外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逐渐成为杰出的专家、学者。

　　然而在七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我国经济还较薄弱，对教育与科研的投入十分有限，薪酬、待遇、研究经费处于很低水平，广大科研人员常常以相当于美国同行百分之一、二、三的报酬在和他们比赛和拼搏。我们的年轻学者要以前辈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为自己的榜样。

　　九十年代中期，在中科院时任常务副院长路甬祥和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的共同倡议下，中国科学院设立了晨兴数学中心，实行开放、流动、面向国内外的新研究体例，要求中心体量要小，但是水平要很突出。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晨兴数学中心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促进国内外数学交流和培育青年拔尖人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在国内有重大影响，在国际上也有很高的声誉。

　　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上世纪末中国科学院率先实施了知识创新工程，大大加强了科研经费的支持力度。新世纪以来，从中央到省、市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大力支持科研和教育，经费支持逐年迅速增加。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努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深化科研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扩大学术交流和对外开放。我国经济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大大提高了经济实力，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广大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科研环境和生活待遇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与改善。

　　一些宽敞的楼宇大厦、设施齐全、十分先进的研究和实验室，不仅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科研机构和著名大学里已经司空见惯，就是在中、小城市一些不大知名的大学里，在新世纪以来也都陆续建设了非常漂亮的新校园，大部分可以和欧美的一流大学的校园建筑相媲美。科研、创新、人才不再是阳春白雪，不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和全社会关注的大事，它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前进与人类文明。我们已经拥有一批十分优秀的青年人才，他们在国内外的一流大学受到了很好的培育与训练，在研究工作上已经初露锋芒，有卓越的表现。我们要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和气氛，使他们有更加宏大的目标，长期专注和钻研，不断克服困难，取得重大创新与成果。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八大以后走过的征途，我们更加坚定了前进的信念和步伐，我们将迎来科技创新的崭新局面，推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明不断进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