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教授就香港回归十周年接受采访的说明
2007年6月19日，《新京报》采访了丘成桐教授，在未得到丘成桐教授许可的情况下，在6月22日发表文章。现将丘成桐教授授权许可发表的文章予以发表如下：
丘成桐：香港发展一定要搞科技
认为香港应该有计划地培养人才
●丘成桐简介
丘成桐，国际著名数学家。194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同年随父母迁居香港。1966年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1969年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深造，师从陈省身。22岁获得博士学位，25岁成为斯坦福大学教授。1983年，获得素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1987至1997年任哈佛大学数学教授。同时，兼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1993年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次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丘成桐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表彰他在推动科技发展、培养科研人才等方面为中国做出的重大贡献。
这位58岁数学家近年越来越频繁来往于香港、北京、杭州、美国等地。
被内地媒体熟知，除了他年轻时取得的巨大成就，还有他热心肠地为国办学，以及敢于说话的真性情。
他先后在北京、浙江都办了数学中心，并且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所的所长。为了这些学校，丘成桐不遗余力四处奔波，募集经费, 在他的游说下,李嘉诚、郭鹤年、陈启宗等香港企业家先后为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晨兴数学中心以及浙江大学数学中心募集资金近2亿元。
在北京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的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这位大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而对于自己做的事情，他提得很少，他把功劳都归到这些企业家身上，“像郭鹤年先生、李嘉诚先生、陈启宗先生，每个人都为教育捐了很多钱，我很佩服他们。我跟他们说要捐款，他们都很乐意，也都很有心。
“中国大陆很多老百姓可能不知道，香港人对大陆的感情比一般人还要浓厚，因为殖民地政府统治了这么久，我们希望有个好的政府的领导，总是希望祖国能够强大，所以香港人对祖国的捐献十分踊跃。”丘成桐说。
●回归
丘成桐说，他5个月大的时候随父母去的香港，他的童年在元朗度过，记忆中对香港最初印象就是农村，从小就到河里面洗澡，家附近到处都是牛粪。家里没有水也没有电。丘成桐的父亲丘镇英是哲学教授，教了他不少国文。
搬到沙田后，家里还是很穷，但是风景很漂亮，住在半山上能看见大海。他每天都要坐火车去上学。“我十八、九岁到九龙上大学，到了二十岁，又离开了香港去美国求学。”
新京报：香港回归那天您在哪里？
丘成桐：7月1号我那天在香港，我就在回归仪式的现场，就湾仔大厅，中央几个领导，包括江泽民、朱镕基这些领导都在，现场大概有几千人吧。
新京报：您当时有什么感想？
丘成桐：我是在香港长大的，第一次看见英国国旗降下来，中国国旗升上去，心情非常激动。作为统治者的英国对香港殖民地还是有很多很霸道的做法，现在终于看到他们的国旗下来了，那是不一样的感觉。
新京报：我看有报道说您当时感动得落泪
丘成桐：你是讲杨振宁不是讲我。杨振宁先生在某个报道中说他当时感动得流泪，我感动的时候不一定会流泪。
新京报：香港回归5周年的时候，台湾的吕秀莲等人说香港的金融风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都是香港回归造成的，香港回归以后面目全非，您好像公开驳斥过这种观点？
丘成桐：是的，我当时也跟一些媒体说过，整个金融的风暴不单是在香港发生，在整个亚洲都有。实际上台湾自从九十年代末期以来，他们的经济发展不见得很好，因为他们当局不太允许商人跟中国大陆来往，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世界的市场都在中国，香港回归以后跟中国的市场更接近，对香港有很大的好处，亚洲其它国家如新加坡在这方面都比不上香港。在这方面来说我认为回归对香港是有很大帮助的。
有的问题不见得是回归以后产生的，就算不回归的话，港英政府下也会产生这些问题，不能把这些问题都归结于香港回归。
1997年金融风暴，让很多事情本来可以做的变得很困难。董建华先生任香港特首期间，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造成地产地雷。当时很多人的投资都放在房地产上面，最后很多人负资产。但是这些情况很难全部怪董先生，因为1990年后香港房地产膨大，地产价格上涨很快，不少人除了自己的家以外，还购置两、三套房子来投机赚钱，最后香港房地产泡沫出来了，于是大家都受不了，开始怪政府。我认为他们自己也有责任，因为很多人心里只想赚一大笔钱，实际上1995－1996年确实很多人投资地产赚了钱，可是1997－1998年泡沫出来了。
新京报：回归以前香港人对香港发展的预期有多大？这10年来预期达到了吗？
丘成桐：我以大学来做例子。1991年到1997年，实际到2000年，香港大学里面薪水提升得很快，每年都按照7％－9％的比例增长，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做到这一点。它不停地加薪，到了1998年，香港的薪水比大陆要高很多倍。
这是港英的做法，走之前不停地加薪，到了他们离开以后，你非减薪不可。就像房地产价格升得很高，可是最后非跌不可。失去好处的人很容易失望，但是总的来说，一般老百姓比以前更能够说话，而且对政府有更大的影响力则是事实。
新京报：当时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那时侯很多人对“一国两制”没有信心，您当时是怎么看的？
丘成桐：我很早就常常到中国大陆来，当时对香港对中国大陆都很熟悉，“一国两制”对我自己来说是很适应的。 从1991年开始， 至少有5－6年的时间，大家都对即将要实行的“一国两制”有些不习惯，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也渐渐适应、稳定下来。
当时有钱人还是有一定的担心和害怕，对没钱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有些在香港长大，在香港有一定资产的人，害怕共产党会将他们的资产拿掉。他们对共产党没有信心，有一部分人就跑去国外了。
最后的情况是，有很多人移居国外的，因为不懂得处理国外的资产，反而破产；而有些人没有移居，反而赚了一大笔钱。事实上，当时很多人，干脆就搬到深圳去住，因为深圳房子便宜 ，来往香港也方便。
新京报：所以很多人离开香港之后又回来了？
丘成桐：对！1990年以后，很多年轻人离开香港，当时不少人因为恐惧共产党就出国了。可是事实上很多人又在97年以后回来了。我有些朋友就是这样的，他们很多人在到了美国、澳大利亚又回来了，发现在外面的生活并不是他们想像的，比起来，香港、大陆的环境对他们反而要好一些，所以很多人又跑回来了。
人才
丘成桐反复提及人才培养的问题，他指出，港英政府从来不对殖民下的香港做太长远的计划。香港要发展学术、科技，而国家和城市要培养一些学者，一些年轻人，以后可以做领导人。像这种长远而有深度的计划，他认为港英政府没有大力的投入，但是他们有培养港英政府替殖民地服务的一些官员，但这些都这不是一个有长远战略的做法。
新京报：刚才您提到港英政府对科技、人才没有一个很好的长远规划。
丘成桐：实际上到了90年代，港英政府也有一定想法，想法也就是增加大学的名额。但是他们没有在研究型的大学方面的做一个长远的计划。本来只有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到了80年后期成立了香港科技大学，到了90年，好几个学院又变成大学。但是这些做法并不见得是最好的做法。
新京报：董建华和曾荫权都提出香港要转型成科技和学术之都。
丘成桐：我没有听说过，至少我没有见到一个深入而有效的计划。
新京报：您觉得香港具备这种转型的条件吗？
丘成桐：香港有8所大学，尤其是其中三所研究型的大学 都有很好的机制，很好的基础。培养了不少人才。台湾的科技园区培养了很多人才，他们有很大的工厂，在全世界有一定的影响。 香港的大学实力不会比台湾差，香港要做的话一定可以做成功的。但现在香港还没有到成功的地步，就是因为香港政府还没有有效的将大学的功能和市场接轨。
现在8个大学毕业的学生，基本上没有出路，拿了博士以后在香港很难留下来，要到其他地方找工作，有到台湾、有到大陆，有到美国、欧洲去的。香港政府失策的地方就是没有研究怎样去留住人才。
新京报：所以科技和人才还是可以作为增强香港竞争力的策略？
丘成桐：我很早就这样讲，但是我做生意和想快速赚钱的朋友都说我胡说八道。我十多年前就讲香港非搞科技不可。科技除了人才以外就是资金，不需要太多的其他资源，人才的资源可以由香港几所大学供应，我觉得香港应该走这条路。
新京报：那您有向香港政府提出这种建议吗？
丘成桐：我跟政府讲过，他们大概也考虑过，但是离真正执行还是遥远的事情。
新京报：您说香港没有办法留住人才，在政策上是怎样体现的呢？
丘成桐：拿台湾来说，台湾有个清华大学，台大和交通大学他们的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很多到工业园区工作，一方面大学人才有地方去，另一方面吸纳到很好的人才的公司都发展得很好，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就好像斯坦福和伯克利以及波士顿的几个重要大学替为美国的一些工业园区培养了很多研究人才，使它们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工业园。
香港没有一流的工业园区，表面上有，实际上真正能有第一线生产研究的公司不多。所以香港毕业的学生他们能去哪里？除了做官就是去教中学，没有出路，教大学有几个位置？一些好的毕业生往外走，只能出国，实际上香港的大学都是替他人做嫁衣。香港政府可以多鼓励一些有开发性的公司，多设立博士后的位置。
新京报：那回归对香港的科技有没有影响？
丘成桐：有影响，不过大致上都还是下游的科技发展，比较适合大陆的市场，不过一个好的决策者，应该对人才培养进行一个长远的规划，国家再辛苦也应该了解长远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新京报：您对香港科技人才培养的规划满意吗？
丘成桐： 香港也取得了很多进步，至于进步是否满意，每个人看法不同。因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美国的进步很快，香港的进步相对来说还不够快。
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的进步确实也很快的，因为30多年前，香港的大学基本上不做任何的研究，到现在他们已经做了不少研究，可是跟世界第一流的国家还是有一定距离。
环境
丘成桐说，香港有一个好处，就是香港的制度是很明确很明了的。香港的官员你可以批评他，包括港英殖民地的官员，所以他们做事都是很务实的。 香港有个廉政司，老实讲，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做的事情，在香港他们不敢做。做错了一些事情在香港要坐牢的。
所以很明确的一个制度很重要，更重要的是香港人对这个制度都很重视，不能做的事情他们不敢去做，不敢以身试法。举例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个内地一的一个赴港女博士，因为贿赂教授而被判入狱6个月，那种事情在大陆都不太可能发生，至少不会被拘捕。
新京报：您之前有抨击过大陆学术界学术存在一些问题，这些情况在香港存在吗？
丘成桐：香港比较正常，您要到香港去教书，拿了多少钱，全部都很清楚，甚至要签名。假如你违反规定，犯了法的话，就算学校不告你，香港的廉政司也要抓你。因此香港大部分人都不敢做出格的事情。
香港的法律很重要，不能讲究人情。在大陆人情很重要。
新京报：那是不是香港的学术环境要比大陆干净？
丘成桐：香港的大学在这方面要干净，有些教授偷偷摸摸跑到大陆来兼职，最后学校发现了，会跟他谈话，要他辞职。大陆在这方面做不到。香港大学里面的教授，就算有1－2个瞒住的，可大部分都不敢做这些事，在其他地方兼职。
学术做假在香港后果也很严重，要做牢的，可是在大陆不是这样，有些做假明明很严重，自己也承认，可是到最后一点事也没有，完全没有惩罚。最出名就是上海汉芯的例子。
新京报：大陆学者到了香港，做学术的理念是否会增强？
丘成桐：有的，大陆有名的学者很多是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这些身份一年至少要占去他们1－2个月的时间。如做政协委员，要参加会议和要出去考察，但这些事情大部分都是跟学术没关系的。所以一个学者在大陆成名以后，做学问的时间就大量减少。在香港就没有这个问题，香港的学者很少参与与自己工作无关的政府的事情，所以很多大陆学者到了香港就能安静下来，做研究。
新京报：您的抨击得罪了教育部和北大，这些有没有引起一些让您不愉快的后果？
丘成桐：我的成名是在国外，是学术上的。在中国，我希望年轻人上进，我只不过同情他们遇到的困难。我自问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未来学术界的领导人，只要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不后悔。
新京报：您以后还会继续对学术界这些不良现场进行抨击吗？
丘成桐：我提出大陆学术界的毛病，不是因为只有一两个案例，现在是大量的人在做这些不好的事情，这对于整个学术界发展只有倒退的作用。没有人敢说真话对学术界也是一个打击。我到大陆来并不预备拿任何好处，不管是金钱方面还是荣誉方面。公道自在人心。
对于一些不端的学者，既得的好处你要他们完全放弃是不太可能的，期望公众的心里能够知到，希望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
●文化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您对中国的古代文化和文史都比较有研究，您以前好像也抨击过中国的学者文化底蕴太差？
丘成桐：是，现在这个年代，中国的学生对基本的一些文化的接触不够，一般来讲他们语文成绩会比较差，中外文学的根基不够。世界上一些有名的综合
大学如哈佛和斯坦福，他们都很重视通才教育，他们这些人一般来讲素质都会高很多，做学术、做教育、为人处事都会有不同的层次。中国的名校对通才教育的培养差远了。
新京报：整个中国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延续上，香港好像要比内地保留得更好？
丘成桐：中国解放的时候有很多知名的学者都来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形成中文文化，我知道文革的时候，在大陆学者发表自己的学术言论有极大的难度。而港英虽然不赞成学者说的话，但是相当大的程度容忍他们的观点，所以无论西方的文化或孔孟的传统都在香港流传
新京报：港英政府有没有一些去中国化的措施？
丘成桐：有一些，但做的不是很明显。香港的中文大学，是保存中国文化的地方，港英政府允许它存在，港英政府给它资助，但不如港大，到93、94年左右，中文大学更被强制由4年变成3年制。而港英政府也成功地将所有中文中学基本地变成英文中学。 那时候一些大学教授也会发表一些言论，港英政府就算不高兴，也没有做什么大动作。
新京报：香港回归后，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什么变化？
丘成桐：港英政府下，有些家庭希望子女完全不讲中文，而是讲英文。讲英文的背景能赚更多钱，他们认为处于港英政府的背景下能够保证自己赚更多钱。当然也有人对港英政府反感，各种不同的心态都有。
譬如说香港中文中学讲的是鸦片战争，而英文大学讲的是贸易战争，这都反映了双方不同的看法。回归后，香港人晓得个人的前途在祖国的繁荣上，大家都学习国语，学习中国文化。
新京报：仪式上的回归是一晚上可以改变的，文化和人心的回归却是漫长的。
丘成桐：从前香港是在港英之下管制的，它尽可能灌输殖民教育，而中国大陆不一样，是主权国家。但是港英也照顾香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陆除了香港的老百姓以外还要照顾大陆的老百姓-，在回归后也希望大陆老百姓能和香港百姓融合。同时，香港的存在也需要大陆帮忙，香港的发展很大依靠祖国的支持。
香港本来靠进出口，可是现在外国的商品能直接到北京和上海，不再必须经过香港。假如没有大陆，香港的经济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金融风暴，有国际的炒家要去香港攻击香港的港币，朱镕基总理说说要全国支持香港，让港币没有受到打击。在这种事情上，香港居民应当感谢中央政府的支持。
新京报：所以说香港回归以后，香港人的归属感比以前好了？
丘成桐：回归以后，双方了解增加，慢慢也就好了。有好的影响，但也有不好的影响，前期来说贪污的发生比较少，现在有些增加。基本上大范围来说是好的。
新京报：您对香港精神怎么理解？
丘成桐：香港人比较活跃，用一个活跃的精神将香港文化跟祖国跟全世界
能够融合在一起。香港人还有一个特质是无畏，无畏的精神带领整个香港跟祖国大陆融合在一起并走进世界文化。
大陆的很多年轻人也有奋斗，但他们有心理负担，他们有畏惧的时候。但是香港很多年轻人不怕，敢闯，能做到的事情都会拼命去做。